浅论学生个性化写作的价值颠覆性意义

写作能拒绝个性吗？这似乎是一个无须争论的自明性真理。几乎所有的写作，不论它将要进入何种接受系统，其最初观照现时的创作视角选择，必定是完全私人化的。因此，个性化写作似乎不能仅仅被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新的写作方法的尝试；恰恰相反，这正是对写作自身根本规律性的回归。也许，我们在教学的大部分时间里太习惯于将文本的“宏大叙事”性作为写作的不二法门了：革命、理想、崇高、共产主义、解放、阶级、拯救、反动、总结、概括……太多的口号式、意识形态化了的字眼与语词充斥着我们学生的作文本，考试卷。于是，个性化的这一说法提出本身，倒成了反传统的革命性颠覆了。岂不知，写作失去了“个性”，谈何写作？连写作的根基都动摇了！谈何新方法的形成？所以，我们认为，高中阶段所谓“个性化写作”尝试与其说重在培养写作能力，倒毋宁说应把着眼点放在诱发，培养学生的个性化认识上。形式、技巧可以模仿，可以借鉴，可以学习，但学生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却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学生的个性化写作应从“我注六经”阶段最终到实现“六经注我”的飞跃。作文训练并不属于（至少不主要属于）技术性操作的范畴，作文训练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思维训练。而且，思维对于写作者而言，并不是传统写作理论所认同的只是构思文章的意识前提；显然，那种所谓的已被很多教师奉为圭臬的“想的好就能写的好”的看法是颇令人怀疑的。本文所谓的思维，首先是一种认知习惯意义上的观照。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教育者，我们对学生个性化写作方式的认同首先基于我们对自我的知性认知方式的省察。因为在学生个性化写作实践中，我们似乎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样一个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习惯：小作者们总是热衷于颠覆传统的写作习惯，甚至思维习惯，以片断式的内心独白通过自己瑰丽的想象在文章中建构起一系列充满象征与隐喻的意象群：地铁、菩提树、大海、镜子、原始森林、天堂……无不交织着梦境的虚幻与现实的真切。与此相应，在结构上，小作者并不着意去追求传统形式的文章中那种相对封闭的混圆结构，文本在整体叙事框架上更乐于借鉴现代诗歌技法中的圆周句式，很多片断习惯以“我如何如何（动词）……”起句。这种形式丰富了创作者的主观情感表述，又打破了文本的自闭性体制。可以说，这一形式的选择，很适宜将小作者的精神世界与文章的语言形式统一起来。而在文章语言艺术效果的追求上，清丽素雅，不事刻意地雕琢的文风通常是个性化写作者们的钟爱。小作者们似乎总习惯于在一种宣叙调的铺陈中蕴涵思辩性的哲理，以期通过语言形式再造自己的文本世界，并在言语的陂陀之中达到一种话语与现实的间离和自我人格的蝶化。

另一方面，个性化写作的价值颠覆性意义还在于作者在文章中对存在现实的荒谬性的普遍揭示。鲁迅说过，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也许，这种尴尬与荒谬构成了人类永恒的生存悖论。理想/现实，永恒/短暂，安静/冲突，信仰/浮躁……有太多的对立与挣扎异化了人自身本应拥有的精神家园。当我们正日益被一堆堆冰冷的水泥泯灭了灵魂时，有谁还会打算去仰望星空呢？

西风残照，秃墙废都，兀然独坐的老妪，逶迤苟延的蚯蚓，光怪陆离的人生百态，幽冥酸涩的市井闲谈……这一切，在个性化写作中仿佛都能找到一种非主流的边缘价值认同。于是，在这种旋律之中的个性化文本幻化化成了一幕幕正在我们身边上演的悲喜剧，小作者也许无意去评价生活中那些不期而遇的莫名其妙。他们更象一个个冷峻而严肃的记录者，忠实又辛勤地用自己的文字为自己所身处的城市中一切荒诞的宿命“立此存照”。——荒诞？不是吗。有人说：“荒诞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毕竟，在我们的人性越来越物化的今天，对很多事，我们有了太多的不置可否。而身处都市成人游戏旋涡中的这些感情敏感而又脆弱的少年们，似乎并无意于对这种生存困境，作太多形而上式的悲悯，他们或许只愿将这种不置可否形象地悸动于自己的文字之中。于是，有人在自己的文字中得意，有人在自己的文字中宣泄，有人在自己的文字中窃喜，有人又在自己的文字中怆然。但更多的个性化写作者则毋宁把自己的文字变成一种信仰，一种坚持，一种守望。

其实，作为教育者，我们并没有必要一定要评价、澄清这种守望的明确意义。毕竟，对于一个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而言，当他开始扬弃此岸世界的世俗快乐，而选择彼岸精神世界的灵魂救赎历程时，这一切同时也构成了他自身道德评价的开始。我们在学生的个性化习作通常可以感知到的作者对商业文明的强烈厌恶与鄙视，正是这种道德救赎感在文本中的再现。从这一意义上讲，学生个性化写作对话语叙事方式与谋篇策略的颠覆性选择与其说是一种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毋宁说那更是一种与作者精神旨趣同构着的创作预谋——在自己的文字形式中去追述失落于时尚中的历史的背影。作为教师，我们在传统教育理念影响下，常常容易忽视的，正是学生在个性化写作中对固有价值形式的一种质询与反动。长久以来，作为对学生写作有直接影响的（不管这种影响的大小如何，总之在现行教育体制之下，它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它是积极意义的还是消极意义的）语文教师，我们过于黏滞于诱导学生对时代“共名”（这是指普遍社会心理对一个时代宏大叙事的共同选择，从官方的角度讲，这叫主旋律）的认同和接受，而常常有意无意地试图使学生疏离对自我个性“无名”（这里指相对于主流的一种自觉的边缘化取向）的体认。于是，学生的作文，经常被我们简单而粗暴地贴上“积极”或“消极”的标签。而在这一过程之中，整个学校教育、管理、评价体系是与之相适应的。问题是：思想一旦被集装，个性一旦被阉割，感情一旦被过塑，那么被层层剥离的躯壳就只剩下一种价值的选择：对现行秩序的无条件认同。而否定之否定的、真正属于科学共产主义的辨证思维方式就只能成为献祭给马克思墓前的已然被风干了的供品。

其实，归根到底，我们所呼唤的学生写作观念的变革最终都可以落实为：我们究竟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去容忍、宽容甚至接受由于学生在文本中对价值的颠覆而带来的对社会价值本身认识的多元化。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都大大低估了学生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体验的深度。在个性化写作实践中，教师或许不必成为学生写作的领路人，却一定要争取成为为学生以多种方式前进而廓清后路的注视者、倾听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有时宽和而善意的瞩目与谛听也许会胜于某次滔滔不绝地大谈写作之道。别林斯基说过：一个专制的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在说话，那是独裁者的声音；而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则是众声在喧哗。民主，首先是一种习惯，是一种对话语权的自由选择与表达。

法国大文毫伏尔泰曾经这样表达他对言语自由的执著向往：你我的观点可以针锋相对，但我将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事经百年，言犹在耳。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可否也献上一片承诺生命般的勇气与热忱，为学生的个性化写作创造一个和谐、宽容的语境。